1968年“五月风暴”启示 法国汉学家兼谈文革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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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9 01:22:37

学生运动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常成为冲击政治改革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海峡两岸也不例外,例如台湾的“野百合学运”、“太阳花运动”等等。台湾龙应台文化基金会举办“2018春季思沙龙”系列讲座,2018年4月15日举办第二场,题目为法国:从五月风潮的“左”走向了哪里?,邀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名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担任主讲人,回顾1968年在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进而解析该场全国性抗争对后来法国造成的影响。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讲述1968年法国学运(多维记者:許陳品/摄)

对谈开始前,活动现场先播放纪录片《68-法国学运纪事》,探讨法国1968五月风暴 的原因及经过。事件的前因是1967年3月和1968年1月,男学生要求有自由进出女学生宿舍的权利,而导火索是到了1968年3月及五月初以丹尼尔-本迪(Daniel Cohn-Bendit)为首的学生团体占领了巴黎南泰尔文学院(Université Paris Nanterre,又称巴黎第十大学)行政大楼,并唱起法国大革命的歌曲《卡曼纽勒》La Carmagnole),向政府表达反越战的立场,以及要求改革大学教育(教学质量因大学扩大招生而下降、学生受教权受损)等要求。

由于学生持续发起抗争,校方在5月初宣布关闭南泰尔文学院,学生便转进至巴黎大学索邦分校Sorbonne集结。当时警方担心事态扩大,便出动警力进入校园,驱赶并逮捕了422名学生,还有600多人因此受伤。警方的强势,引起学生和巴黎市民的不满。510深夜,巴黎市民加入学生阵营支持抗争,在索邦分校附近的拉丁区(Quartier Latin)占据街道。

据潘铭啸回忆,当时人们用路树下的金属条便轻易挖起路面石块,化为筑成保垒和路障的材料,对镇暴警察以武力反抗。街头巷战的结果,总计360余人负伤、500多人被捕100多辆汽车被焚毁。511日,法国总工会(CGF)、法国民主劳工同盟(CFDT)等团体,决定在13日发起全国大罢工,共计100万人走上巴黎街头示威抗议。此时,潘铭啸与朋友也参加了占领奥德翁剧院(Théâtre de l'Odéon)的行动,并亲眼见证剧院上方插着黑旗与红旗,象征无政府主义(黑旗)与马克思主义(红旗)在此运动中的结合

522日,参与游行抗议的人数达800万人,但由于交警、货运工人、清洁工响应罢工,法国的交通、食物供应和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几乎陷入瘫痪状态。该运动也从起初的学生运动,转变为要求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下台的政治运动。然而,戴高乐表面上承诺将进行大学、经济和社会改革,建议公民投票等事项后保持低调,私下却寻求军方高层支持。当他返回巴黎时,宣布改组政府内阁、解散国会并重新改选,早已厌倦因罢工造成各种生活不便的支持者们,将近有100人上街游行支持戴高乐,此后全法各地发起支持戴高乐的游行,这也象征着运动悄悄落幕、抗争戛然而止。

潘鸣啸认为,尽管“五月风暴”在抗争造成民众生活不便的反感,以及戴高乐权力固若金汤下无疾而终,但后续效应却对法国造成一些影响。首先,他总结“五月风暴”的意义,并非革命,因为终究没有推翻政府,反而是促进政策改革和内阁改组。其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发生改变。他认为,无论在学校或家庭等各种场域,人们变得敢于抒发意见、与人沟通(即使是争吵或辩论),有助于公众表达诉求。

再者,女性权益保障获得极大的进步。当时法国政府的威权主义(或称为戴高乐主义,Gaullism),与传统天主教保守思想当道,人工避孕、堕胎都未合法。不过就在1972年,通过实施“避孕法”的相关法律条文;1975年通过立法允许自愿堕胎,增加了女性的生育自主权。另外,在婚姻相关规定上也有所修改,例如经双方同意后便可离婚,且法律不再强调犯罪或专门的过错才可离婚,女权在法国有了长足的进展。

在提问环节,现场观众问到,当时的法国学运,相比于同其中国的“文革”有何不同?潘鸣啸回答,法国学运是自发组织的,且青年没有喝过“狼奶”(仇恨教育),在运动中不崇尚暴力,仿佛具有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般的精神。但中国的“文革”不同,是由上而下的“奉旨造反”,青少年从小学习的是残酷斗争,如1927年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敌斗争时越残酷越好,且若不参与一起打老师,自己也会倒霉。

对关于“知青”的问题,潘鸣啸说在“文革”中历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历尽艰辛才回到城市,后来有了工作、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却遇到199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下岗潮,成为下岗工人,所以是“从下放到下岗”,他们的态度是不反制度和体制,反对的是改革开放。但他补充,“知青”的群体相当多元化,每个人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以及下乡经历皆不相同,所以“知青”有很多类型,有的“知青”会反思生命经历(例如秦晖),有的则是将“上山下乡”的经历做为一种政治资本,成为自身执政的正当性来源(例如习近平)。

撰写:許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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