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敌人变伙伴 国民党寻求“国共合作”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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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代表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率团参加在大陆福建省厦门市举办的“第10海峡论坛”,在会见中国大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汪洋、国台办主任刘结一及开幕式公开演说时,提出比“两岸一家亲”更前进的“两岸一家人”以及“国、民两党是伙伴关系“第三次国共合作”,看似甘冒不韪,实则是吴敦义为应对两岸局势变化,重新建构两岸论述的不得不然。

郝龙斌于201866日在“海峡论坛”开幕式发表公开演说,提了3个具体建议,最重要的莫过于第二点“国共两党在两岸交流合作的关系上应该是伙伴关系”,他还提起“中华民国”在大陆执政时期的两次“国共合作”,据以引申出国、共两党应该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基础上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以振兴中华,唯有振兴中华才对得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郝龙斌在“海峡论坛”开幕式演说,建议“第三次国共合作”振兴中华(图源:新华社)

郝龙斌在演说内容中虽有提到前两次“国共合作”的分歧,却隐而不谈何以分歧。

总是被迫的“国共合作”

回顾前两次“国共合作”,可以发现两党美其名“合作”的背后,其实总是在薄弱的互信基础上各取所需的“被迫”。

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彼时弱小的国民党为的取得来自苏联共产国际的军事指导及财务支持,筹建足以对抗北洋军阀的军事力量骨干;更加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则取得委身于国民党内争取壮大的机会,在国民党总理孙文的主导下实施“联俄容共”。

不过,1925年孙文死亡,1927年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长江以南区域的统治权后,蒋介石下令发动展开血腥的“清党”行动,迫使中共党员及党军“红军”展开惨烈的“长征”,终结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代之的则是“第一次国共内战”。

第二次“国共合作”则缘于19361212 日的“西安事变”,东北军领导将领张学良及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挟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求事变和平落幕,1936年底,蒋介石同意停止第5次剿共战争,当时人数仅剩20,000人左右的“红军”因而得以喘息,而蒋介石长期滞留苏联未归的长子蒋经国也在事变落幕后得以回到父亲身边。

193777日爆发“七七事变”,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中共称《中央中央为国共合作宣言》),展开“第二次国共合作”。不过,在对日抗战胜利后不久,19458月,中共即发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共称“解放战争”)至今。

国民党提“国共合作”的背后

爬梳历史,可以发现前两次“国共合作”中的“分歧”并非如郝龙斌所说的那说的那样“微不足道”,甚至目前两岸的“统、独”问题,严格来说,都是“第二次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

吴敦义更改两岸论述,更大胆建议“国共合作”,实为一招险棋(多维记者:陈舜协/摄)

不过,与过去两次“国共合作”一样,郝龙斌之所以在“海峡论坛”再提“合作”,并局限在“两岸交流”层面,并将昔日拼搏死活的“敌人”改以“伙伴”称之,其实也是被迫的。

何以言国民党“被迫”?其一当然是国民党在2014年台湾九合一选举及2016年台湾总统及台湾立法委员选举连续大败已伤筋骨,再加上民进党以“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打击国民党及亲国民党的民间团体,更使其元气大伤;其二则是马英九虽在2008年到2016年主政期间以“九二共识”开启两岸交流,但“只经不政”的做法让部分泛蓝支持者失望,分配不均更引发许多台湾民众反感,相当程度反而助长“台湾价值”论述的成形,从主张“极统”(终极统一)的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就可得知。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的问题,本应是“泛蓝共主”却迟迟无法得其正朔,号召“泛蓝团结”却无法团结,究其根本还是在于其“两岸论述”难获“统派”或是“红”的信任所致。

不过,随着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举行日期的逼近,在蔡英文政府执政失能及中共“软拉硬打”两手策略逐渐影响台湾民意走向趋势下,吴敦义强化其“两岸论述”成为巩固选举基本盘的不得不然,而这与蔡英文舍“维持现状”论述,在布基纳法索与“中华民国”断交后,改用“中国”取代“大陆”称呼,召唤“深绿”归队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只是,在中共已经有足够能力、信心,在不必“代理人”而直面台湾人民的情形下,国民党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郝龙斌代吴敦义大胆提议“第三次国共合作”实则是招险棋,因为能够操之于己的部分太少,还可能被绿营将国民党贴上“中共的扈从”及“中共的同路人”标签。而且,蔡英文政府与台湾陆委会实际上已经开始如此操作了。

然而,马英九、吴敦义在失去抢占“国家最终目标是统一”论述的最佳时机后,也只能借由补正论述以强化国、共日趋薄弱的信任。其他的,就只能交给台湾人民的选择了。

撰写:司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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