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锐实力崛起 台湾影视产业需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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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华盛顿智库、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2017年创造了“锐实力”(Sharp Power)一词,锐实力就多次跃上媒体版面。20171214日出刊的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就以锐实力作为封面题目,批评中国以锐实力渗透全球。可是,究竟什么是锐实力?和一般所谓的“软实力”、“硬实力”又要如何区分?而在中国大陆影视产业崛起的同时,最为靠近的台湾要如何因应?《多维TW》系列导读在台湾当地时间68日,特别邀请到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对大陆研究专精的学者黄兆年博士,为读者剖析“中国因素对台湾影视产业的影响”。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黄兆年博士受邀出席《多维TW》系列导读活动,剖析中国因素的锐实力(多维记者:杜晋轩/摄)

中国因素的锐实力

黄兆年首先破题,表明“中国因素”包括影视音产业的崛起,都伴随著浓厚的“锐实力”风格。他剖析,所谓“硬实力”,就是明刀明枪的威胁,用强制手段或是诱惑去改变对方的外在行为;至于“软实力”则是用吸引的、说服的方式使对方心悦诚服;而“锐实力”,可是说是用“硬实力”的思维,去达成“软实力”的目的,实际上和硬实力同样,并不尊重对方的自由选择权。

黄兆年以男女交往为例,若男方使用暴力手段威胁,或是以金钱诱惑女方和自己约会,那是硬实力;若是男方用行动显示自己的主客观条件的优越性,并且询问女方的约会意愿,那是软实力;若是男方同样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却是用操弄的、欺瞒资讯的手段,制造出让女方同意约会的情境,那就是锐实力。

2014年,台籍韩国艺人周子瑜,因为在一个网路直播场合拿出中华民国国旗,最终导致她录制影片向中国大陆民众道歉;台湾演员戴立忍因为参与过太阳花运动,被怀疑是“台独”分子,因此被陆剧《没有别的爱》换角;台湾大爱电视台《智子之心》因为疑似有美化二战日军的嫌疑而引起大陆网民抗议,自主下架。

黄兆年认为,这些事件都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在影视产业领域造成的影响:表面上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实际上却有第二层的政治审查;对于电影、电视剧、演员、歌手等,如果涉及敏感议题的都必须审查过才能上架。这就造成在事实上以强制的、诱因的手段,去达成思想上的认同与同化。

开放影音限制显示出中国的自信

自从中国大陆出台“31条惠台政策”,解除影视音乐产业中对台湾的限制,包括进口台剧、台湾电影的数量,以及放开对合资的限制以及对演员数量的限制等;乍看之下对于台湾的影视产业是一大利多,能吸引大量台湾资金、技术和人才“登陆”,让台湾影音产业得到更大的发展。但黄兆年有不同的看法。

黄兆年认为,近30年来台湾该登陆的早就登陆了;还没过去的年轻人或许会被这一波“让利”政策吸引,但不会有广泛的影响。实际上以电影来说,早在2010年签约、2013年实施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就已经取消了台湾电影的配额限制,31条只是重复一次而已。

黄兆年深入解释,从1990年代末期起,中国大陆祭出了一系列保护国产影剧的措施,包括对境外、外国影剧的数量限制,黄金时段的播出限制,外国演员、产制者与资金的限制等等。如今解除对台限制,只是表示大陆国产剧已经在这些年里成长起来,也培养出国产剧的固定收看群,而大陆观众现在已经不会被台湾节目拉走了。

实际上从1990年代开始,在影视产业上台湾对中国大陆一直是入超的状态,贸易赤字不断在扩大。中国大陆早期有《康熙帝国》等历史剧,近期有《爸爸去哪儿》、《中国好声音》等节目出口到台湾;在2001年台剧还有《流星花园》能登陆,之后多半形成两岸合资的关系,如《人间四月天》和《滚石爱情故事》等,都是相当成功的合拍剧。但问题在于,中国大陆的节目可以卖过来,台湾的节目却不一定能卖过去;如《我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大话新闻》等都疑似因为政治因素而被下架或是停播,林心如的《我的男孩》也差点因为“台独”因素而被下架。

黄兆年强调,台湾节目在大陆播出的比率是0.1%,但是中国大陆节目在台湾播出的比率却高达30%40%,而这中间仍然是有政治审查的因素在内,即使中国大陆号称是开放市场。但是黄兆年也认为,这些现象不能只怪中国大陆,台湾政府把关不力、自己的影音市场不健全的因素更为严重。

台湾影视产业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中国大陆对自己的国产影剧设有保护政策,这在全世界各大国家并不罕见,甚至是日常景象:法国、意大利、韩国、日本、印度……都有保护政策,大部分还相当严格。而台湾在1986年因应英、美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压力,取消了外国电影的配额限制,从1990年代之后好莱坞电影就占据了电影票房90%以上,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

这导致了影剧产业在产制端、流通端、消费端的三重压力。一方面,产制端只能抢食余下的10%市场,在投资上就有风险;流通端也宁愿将上架空间让给高票房的外国剧,即使本国剧表现不俗也一样;而消費端则深受好莱坞电影的洗礼,在口味上也遭到固定,反而无法再接受国产剧的表现手法,被称作是“文化殖民”,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解决之道无他,唯有政府积极介入,设法重新健全体制。当民间资金却步时,政府身为大股东的公广集团应该积极进入市场,做出替代的资金流来平衡现状,或是媒合影音产业上下游、甚至是媒介外国资金与产制方来合作;例如2017年与HBO亚洲(HBO Asia)合作并获得成功的《通灵少女》就是个好例子。同时在流通端,也应该重新设下限制与保护措施;因为流通业者掌握节目上架与曝光的手段,其权力是相对大的;若不提高到国家政策的高度,业者也只会永远走向购买外国的节目来保障相对安全的获利这条老路。

在中国因素下保障自由体制并不容易

黄兆年语重心长地说,在中国大陆潜藏着二次审查的市场之下,双方交流其实是不对等的。所谓锐实力,其实就是利用威权体系与自由体系的不对称来往,导致文化与资讯单方面地受到渗透与操弄。中国大陆实际是在一个霸权的结构下,应用其锐实力开放社会自由体系中,去尝试建立一个经济上宰制和依赖的关系。黄兆年呼吁台湾消费者抵制任何方面与任何形式的言论审查,台湾政府也应该思考究竟是该抵制、或是鼓励这种状况的发生。

二十场《多维TW》导读活动博士精辟的剖析以及现场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许多意犹未尽的听众在导读会继续向黄博士提出相关问题,而黄博士也逐一回应。《多维TW》将持续举办主题更为多元的系列导读,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密切关注《多维TW》脸书(Facebook)专页相关信息。

撰写:袁愷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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