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否涨学费背后的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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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是台湾教育部针对2018年度大学学费调涨审议的日子。在学费审议委员会召开的同时,全台各大学学生,以及工会团体也再次集结于教育部前,表达反对学费调涨的诉求,并演出行动剧讽刺各大学和教育部,不面对经济重分配问题,却把学生当成提款机,让学生只能背负沉重学贷。

2018年度台湾申请学费调涨的大学有16所,公立大专3所、私立大专13所,经过6小时的审议,结果有14所大学不予通过调涨,只有台湾中兴大学与文藻外语大学,涨幅皆为2%,中兴大学每年约调涨新台币940至1,200元(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每年学费约达5万6,200元(工学院);文藻大学每年约调涨新台币1,200至2,000元,每年学费约达10万5,000元(日四技)。

教育部高教司长李彦仪表示,这次审议小组成员共15人,分别为企业家代表1人、学者专家5人、学生代表4人、教师代表1人、家长代表1人及教育部代表3人。多数学校不予通过的学校原因是“与学生沟通不足”、“学费支用计画不完备”,以及“助学计画不具体”等。

尽管这次学费审议多数学校的调涨案都不予通过,但仍难掩教育部在调涨过程中的各项瑕疵与争议。例如教育部在审议委员会召开前夕,竟发现官方公告的“调涨幅度”原来计算有误的问题,因为调幅所参酌的“受雇员工薪资年增率”指标,历年是引用“每人每月实质总薪资”数据核算,然教育部2018年却是引用“每人每月总薪资”计算,因此教育部才在审议会前夕,将调幅自2.5至3.75%下修为2.29至3.44%。再者,决定各大学调涨与否的学费审议委员会,仍是被批评缺乏公众的参与和监督。

台湾在2009年所签属的联合国人权两公约,即包含了大学应免学费,以免除机会不平等(图源:中央社)

不过,这些审议“黑箱”、缺乏“参与式民主”的程序问题,从根结来看,都只是“技术性”问题,在官方和校内层次,要被修正和改革,其实并不困难。所以如果目光只把是否涨学费的焦点,放在程序民主上,也将转移了学费问题的根本讨论,即“应由谁主要承担教育成本”的问题。从教育是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观点来看,大学就被视为由政府提供主要资源的一项公共服务,而非是把学生当成“教育商品”的消费者。

有关多数学校学费都被冻涨,台实践大学校长陈振贵批评到,这是“不单纯、不理性的政治性问题”。不可否认,这次民进党政府没有大规模调涨学费,不排除可能是考量年底九合一大选的青年和家长的选票所致。

但归根结底来说,学费问题的确就是“政治问题”,只不过它不应只是为换取选票一时的政治选择,而应是考量社会公益和经济公平分配下长期的政治选择。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省思美国大学高学费造成的社会及经济恶果后所指出的,免费的大学教育是一种“政治选择”问题,而一个社会能否采取免学费或低学费政策,就在于政府是否重视教育及经济的公平问题。

撰写:陳炯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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