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不公平背后的高房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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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6 06:01:16

根据台湾内政部2018年第二季有关“房价所得比”的资料,全台平均的房价所得比已攀升至9倍,台北市则高达15.1倍。换言之,台湾中间收入家庭要比15年前多工作5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到房,而在台北市则是必须多花费9年的时间。

 “房价所得比”与“房贷负担率”是用以衡量“住宅可近性”(housing affordability)的两个重要指标,数值愈高,住宅可近性愈低。国际上认为,可近的房价所得比应为3倍以下,已逝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简称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院士胡胜正以台湾的利率情形和租税结构推算,认为合理的房价所得比上限应为7倍左右。

台湾近15年的购屋负担可谓日益沉重,全台平均的房价所得比已从2003年第四季的4.59倍,增加到2008年的5.87倍,2010年时已超过7倍,到了2018年第二季则攀升至9倍。台北市的房价负担比更是显著增加,房价所得比已由2003年的6.4倍攀升至2018年第二季的15.1倍。

从近15年来的贷款负担率来看,也表现了借款人负担加重的问题。一般认为合理的房贷负担率必须低于三成,如果超过三成,借款人就应该留意未来利率变动的风险,超过五成以上,表示负担能力有严重问题。

检视全台贷款负担率的平均值,已从2003年第四季的21.34%,到了2011年第一季时已超过房贷违约的风险警戒线,2018年第二季已超过警戒线达至36.9% 。

在台北市则是早于2006年就已超过三成的警戒线,2012年更超过六成迄今,等于一个中间收入的家庭,必须用三分之二的家庭所得来支付房贷利息。

台湾空屋宅数高达86万户,政府可透过增加囤房成本,促使这些空屋释出,避免资源浪费(图源:多维新闻网)

如此的高负担率,显然不是多数家庭能够承受,以普遍低薪的青年世代而言,多半必须倚靠家庭长辈的支持才有可能。然,也强化了阶级世袭的代际不公平问题。

房价不合理攀升是资本投入囤房、炒房的结果。这除了是因为政府缺乏产业政策引导超额储蓄的资本,投入实质面的生产活动,一个助长企业和个别投资户囤房、炒房的重要原因在于,房屋持有和交易的租税负担过低。

台湾的房地产税率有不合理?根据台湾中研院2013年出版的《赋税改革政策建议书》指出,在台湾拥有2,000万(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房屋一年缴纳的房屋税与地价税,要比拥有一部2,000CC轿车所需缴纳的税收总和还要低。此外,房产交易的资本利得税也偏低,显见台湾在租税上缺乏遏阻囤房和炒房的效果,结果导致了“加速了有钱人拼命置产,而无壳蜗牛无力购屋的讽刺景象”。

台湾中研院院士胡胜正在2015年〈从房价所得比看台湾社会不公〉一文中即指出,台湾住宅负担的问题日益严重,也增加了年轻人的相对剥夺感,已是当前社会焦虑和不公平的重要来源。

居住问题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不合理的房价涨幅,已远远超过历史平均水准,严重恶化社会和贫富不均问题,也为金融稳定埋下危险因子。对此,政府有责任直面因租税不公而被助长的高房价问题,也应透过租税改革,进一步发展优质的租屋市场和公共住宅,以降低受薪阶级的住宅负担,并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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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陳炯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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