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中国外衣 台湾故宫新院长的政治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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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当地时间1月11日就任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始终悬缺。2月13日台湾行政院宣布,由原国史馆馆长吴密察接任故宫院长。专治日据时期台湾史学者出身的吴密察,主掌国史馆期间即已推行新政,称1949年后“中华民国史就是台湾史”,并配合蔡英文政府“转型正义”政策,调整国史馆研究与业务方向,将台湾史抬升至“准国史”地位。如今吴密察接掌故宫,恐怕也是民进党极为细腻的“去中国化”,并将“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工程一环。

民进党政府执政后,由于“故宫”的国族与文化历史内涵,致使台北故宫博物院多次卷入政治纷争(图源:VCG)

台湾《国史馆组织条例》第一条明言,国史馆“掌理纂修国史事宜”,但在台湾国家认同混乱的情况下,如何定义“国史”遂成为蓝绿两党得以大作文章的场域。马英九执政期间,前后任用两名中国近代史学者林满红与吕芳上为国史馆馆长,两人任内都曾推动台湾史相关学术业务,但仍在中国史或中华民国史的范畴之内。

而民进党首次执政时期,陈水扁八年任内,国史馆馆长均为台独立场鲜明的学者张炎宪,国史馆便侧重于民进党史观下的台湾史研究。例如:“2·28”事件、雷震案、戒严时期政治案件、战后民主运动、台湾主权论述等,并促成台湾文献馆改隶国史馆,即可看出民进党时期如何认知“国史”的内涵。

2016年民进党二次执政,长期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台湾史、曾任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吴密察,衔命接下国史馆馆长一职。吴密察曾在1980年代末期以“知日派”自居,撰文主张“日本的军国主义是不会再兴,不值得我们在此大打出手”,“亲日”的立场引来“左统派”作家陈映真与社运家林书扬加以驳斥,由此也可看出吴密察个人史观与民进党之间的亲近性。

吴密察在任国史馆馆长期间,政治争议不断。其上任之初,便以台湾《档案法》、《政府资讯公开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及《个人资料保护法》为由,限制“非国民”的大陆与港澳人士至国史馆查阅档案。此举引来海内外中国近代史学者大规模反弹,两度发表公开信怒指吴密察新制“作茧自缚”,大陆权威学者张海鹏(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中国史学会会长)更是批评“开两岸交流倒车”。

2017年是国史馆在台湾复馆60周年,当时蔡英文曾说民主时代不应有所谓的“官史”或“正史”,“国史馆是大家的国史馆”,并强调“档案开放不只为了配合转型正义,更要符合开放政府理念”。2018年吴密察进一步主张,“国史馆不修国史,应由全民用自己的力量书写”。

台北故宫博物院2月14日举办院长交接典礼,代理院长兼副院长李静慧(左)将印信交给新任院长吴密察(右),由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亿(中)担任监交人(图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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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新任院长吴密察,任国史馆馆长期间,曾限制大陆与港澳学者查阅档案,引起学术界批评与不满(多维记者:杜晋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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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台北故宫院长陈其南力主“故宫台湾化”,将中华文化解构、稀释为台湾“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图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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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密察就任国史馆馆长后,随即配合民进党“转型正义”,清查“党国不分”财产档案,在台湾其他政府机关、公营事业与团体寻找“2·28”新史料,甚至出版新书声称当时国军部队使用“达姆弹”攻击台湾人民,並以“转型正义”、“国家责任”、“两蒋威权”、“台湾民主”与“中国因素”等主题举办专题讲座。一系列的“吴氏新政”,以国家机器力量“追查真相”,事实上并未有效解开台湾人的对立“心结”,反而因史观与立场的差异持续陷在各说各话的泥淖中。

吴密察掌馆期间,虽然在法理上不可能将国史馆转型为“台湾国国史馆”,但至少成功为蔡英文自创的“中华民国台湾”之说增砖添瓦,奠下理论基础,脱离中国史脉络的台湾史也顺理成章上纲到“准国史”地位。吴密察带着这些丰功伟业,得以出掌故宫,并不难以理解。

早在2015年,吴密察就曾在脸书(Facebook)发文,主张将台北故宫器物类文物搬迁至嘉义南院。正式就任故宫院长后,基本上延续了民进党长期对于故宫南院的政策,吴密察在交接仪式上表示“要继承传统也要像南院建筑般创新”,平心而论就是要透过观光艺术发展的取向,卸下故宫本身的中国意涵与中华文化象征。

事实上,吴密察的前任院长陈其南,过去就是推动“社区总体营造”,落实李登辉建构台湾“生命共同体”的旗手;去(2018)年民进党任用陈其南担任故宫院长,他更进一步提出“故宫台湾化”。现在由吴密察接手,尽管对于原来的“新故宫计划”有所微调,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基本上就是要完成陈其南的“未竟之业”。

吴密察说“故宫台湾化”是“假议题”,或许他所言不假。但“去中国化”才是其中的“真问题”,确实很难摆脱细致推动“文化台独”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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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伍逸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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