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吸烟者课重税 恐无助解决蔡英文缺钱照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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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抢救低迷民意支持,因应2020年的台湾总统及立委大选,如何“解决民怨”成为民进党政治人物眼下的重要课题,由于基层民众反弹香烟太贵,日前民进党有立委就提出了要调降烟税的想法,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是否调降烟税的争议。

2017年为了筹措老人的长期照顾政策(台称"长照2.0")财源,烟税成了主要课征的税收项目之一,因此台湾当地时间2017年6月12日起,随着烟税上涨,每包香烟的售价调涨了新台币20元(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

烟税的调涨确实带给基层吸烟人口不小的经济负担,民怨压力不容小觑。蔡英文在检讨九合一选举大败时,她就曾提过“平价烟”的设想,希望能拉近政策执行和基层民意间的落差。

调降烟税与否,台卫福部长陈时中在立法院质询时回应,卫福部没有这个规画,政策不会动摇。反对烟害的知名民间团体“董氏基金会”则痛批调降烟税是“颟顸愚蠢,令人难以置信”,直指这是“国际笑话”。

然而,调降烟税与否的争议背后,更为关键的问题应该是,现行拿烟税做为长期照顾政策的主要财源是否合适?而长照财源应从何而来,才具有可持续和公平性?

台湾知名财税学者曾巨威指出,烟税并不具有社会财富重分配的性质,而长照财源改以烟税为对象,有违蔡英文曾表示长照财源必须符合重分配精神(图源:VCG)

随着台湾的高龄和少子化趋势,如何建立老人长期照顾体系,是不论谁执政都必然要面对的社会福利课题。

很清楚的,随着老年人口的成长,民众对长照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强烈,因此长照财源的永续和稳定性非常重要。


不过,现行把烟税当成主要财源的作法并不适当,根据卫福部统计,长照发展基金的财源,烟税就占了八成。此外,烟捐的收入也有一定比例会分配至长照服务。

然而,烟税除了有财源不足、难以永续的问题外,就性质而言也不符租税的公平原则;在烟捐的分配、执行上,难免也让人担忧有流向不明的弊病。

首先,因为烟税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以价制量”,减少吸烟人口、防治烟害,而非是要增加税收。为满足、完善长照需求,显然有赖于长期且庞大的财源支应,但烟税的原始目的是希望减少吸烟人口,这也意味着香烟课重税的目的若有成效,烟税收入就会减少。寄望拿烟税支应长照,政策逻辑上就会出现矛盾,因为这岂不是期待吸烟人口增加,否则政府如何获得充足的财源?

再者,现实上台湾吸烟率日益下降,例如2018年的烟捐收益在挹注长照上已少了约7亿元,因此想靠烟税来办长照更是完全不切实际。

此外,有关香烟的租税负担研究也清楚指出,烟税具有累退性质,负担者多是受薪阶层;家庭收入后20%的家庭要较收入前20%的家庭,平均要多支付近3倍的税负,并没有财富重分配的效果。而烟税若调的太高,并不必然能降低吸烟率,更有助长非法和走私烟品的社会治安和健康风险。

台湾财税学者孙克难就曾撰文指出,把长照财源建立在像烟税这样“不稳定的流沙”上,是政府不负责任的表现。

建立台湾失能老人的长期照顾系统是蔡英文竞选总统时,要“点亮台湾”的重要社福政策之一(图源:中央社)

“有一天我们都会老,那谁来照顾我们?”这是蔡英文在竞选总统,推出老人长照政见时对社会大众所提出的呼吁,而“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提供完善的、多元的照顾体系跟服务,让服务就在社区中,走到家庭里”,并让长照能朝向“优质、平价与普及”发展,是她的政见目标。

财源的选择和是否具持续性,无疑是首要的现实问题。面对烟税是否调降所暴露的长照财源不足问题,民进党的立委和行政团队应回头重新思考的是,到底什么样的财源才是具永续,并能兑现蔡英文提出长照财源应具“重分配精神”的承诺?烟税显然不是个正确的选择。

什么才是好的税收选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明白指出,政府若要增进经济成长、促进社会平等,那么就应该“对破坏经济的因素和行为课以重税”,最显而易见的选择就是先把扭曲的,只为资本家和富人累积财富的不合理减税、补贴优惠给取消。

因此,如何逐步把台湾长期以来对资本家和富人给予的租税优惠取消,恐怕才是民进党政府要解决民怨,规划长照服务时应该设想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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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陳炯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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