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化部发布施政计划 “台湾”如何涵盖“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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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2 06:19:18

台湾文化部3月8日发布《2019年度施政计划》,其中首次在施政重点上提到“致力建立台湾文化的主体性”一词。同时发布的还有《中程施政计划(2017年至2020年度)》。两份计划书的亮点,包含建立“台湾文化主体性”、“台湾文化路径”以及“重新链接与再现土地与人民的历史记忆”。若把它们视为主轴,则配套亦相当完备,有“重现台湾艺术史”、“建构地方知识”、“国家文化记忆库”与“文化热点”等等,可谓多样性十足。

台湾文化部发布的《2019年度施政计划》,强调要“致力建立台湾文化的主体性”。图为台湾屏东祭孔典礼(图源:中央社)

综观此次台湾文化部的施政计划,可以发现其思路是希望从台湾乡土出发、连结土地与人的历史记忆,进而创造出文化价值、并确立台湾的主体性。诚如台湾文化路径施政目标所揭示,以台湾历史文化为脉络主轴,打造在地通往国际的主题式台湾文化路径,结合空间、故事、教育、科技等,呈显台湾文化、与让文化路径串连起完整的台湾文化面貌

强调台湾文化保存与维护的重要性,本来无庸置疑,但是对台湾文化的范畴与界限,未能有清楚的说明,容易使人错乱。举例言之,施政计划书列载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升级发展计划”,目前整建中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在1955年开馆,乃是将战后日本归还古物以及原河南博物馆所藏一批文物作为馆藏基础,最为人熟知的有唐三彩、商周青铜器、佛教雕塑以及石刻等,但施政计划书却称之为“再造台湾文化新亮点”,将“台湾文化”涵盖至青铜器、唐三彩、甚至中国大陆西北地区的佛教石刻艺术,用词的妥切度颇待商榷。

此外,在对外交流与推广方面,两份计划书提到,台湾具有“华语地区最自由开放的出版文化”、可以发展“华语教材”和“华语市场”。这也不禁让人怀疑,以“华语”作为载具的各项文化传播媒介,其传播的文化主体,是否为台湾文化所否能完全涵盖?例如“华语教材”里面绕不开的、许许多多的中国历代诗词曲赋以及节庆传说,难道是台湾一地之文化?又或者,1949年前后来台的中国大陆各省民众,不少人近年在台湾出版大陆时期的回忆录或回忆文学(齐邦媛的《巨流河》可视为代表),莫非也必须归为“台湾文化”?

台湾存有许多中国古代文物,台湾文化部长却反将中国文化视为“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图为台北故宫所藏之颜真卿《祭侄文稿》(图源:台北故宫官网)

两份计划书只字未提的中华文化,却恰恰是台湾文化主体性构建过程中最难以解释的模糊地带。究竟仅以地理上的台湾地区为台湾文化的涵盖对象,还是所有在当下台湾可见的文化元素,都可以作为台湾文化假设是后者,如此一来,则台北街头俄罗斯餐馆里的俄罗斯娃娃摆饰、俄罗斯餐点,甚至处处可见的日本料理,也可称为台湾文化。如此下来,很难看到台湾文化还有什么特色、甚至是主体性可言。

不妨先看看过去几年,台湾文化部施政计划的定位。2013年与2014年,台湾文化部的施政计划中,都明确提出要“呈现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用这个词汇涵盖台湾的文化资源,并不会显得突兀,而且从这个论述中,也显见“台湾的文化”本质,并不能摆脱中华文化的影响,而为主体性明确之下的多元。

文化主体性的问题纷扰已久,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曾表示,只要让人在台湾有自由创造的空间,将来自然可以回答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问题。问题是,配合政治意形态而建构的“主体性”,方式如果是藉由将既有的文化主体贬斥为多元的一个环节,则可能会面临永远找不到主体的漂浮困境。

嫁妆曾被台湾故宫副院长李静慧认为是故宫台湾化的体现,图为2005年3月25日,江苏甪直古镇的水乡婚礼,婚礼中搬运嫁妆的乡邻(图源:VCG)

如果仅是很便宜地在名词运用上进行操作,诸如抛出“故宫台湾化”、将课本的中国史改称“东亚史”、在“中华文化总会”上绝口不提“中华文化”,显然不能说服那些深入人心的伦理道德、礼貌、节庆、中医、中文、美食、乃至于大批“中国文物典籍”的存在,都“只是”台湾的主体文化、与对岸大陆的文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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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廖士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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