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检察官遭弹劾惹议 司法独立能成为免除监督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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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监察委员于当地时间2019年5月14日以“认事用法上有明显重大违误”为由,提案弹劾台中地检署检察官陈隆翔,然而因整起弹劾案被外界质疑涉入政治动机,引来全台高达3分之2的检察官,以捍卫司法尊严与独立性为由,连署反对弹劾,这让外界不禁得问,当我们高喊司法独立的同时,司法裁断与案件审理过程是否就该因此而无须接受任何检验?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又有谁、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检验,才是符合法理精神?此次监察委员弹劾检察官的案件,为何会成为外界非议焦点?

民进党籍立委段宜康2014年曾指控时任控“中华民国曲棍球协会”的理事长林沧敏侵占公款,但检察官调查后以缓起诉处分。而此次遭监委调查、弹劾的正是承办此案的检察官,难免让社会大众质疑弹劾背后的“政治因素”(多维记者:洪嘉徽/摄)

检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以及监委弹劾正当性受到挑战的原因,无非是本次监委所选择调查的个案和决定弹劾的标准难以获得人民的信服。

本案缘于2014年民进党籍立委段宜康指控国民党彰化县长候选人,同时也是“中华民国曲棍球协会”理事长的林沧敏诈领补助款,甚至扬言若查无不法情事,他愿意“当众吞下三颗曲棍球”,而引发台湾社会的热议。不过,本案经台中地检署检察官陈隆翔调查后最终获缓起诉处分。

因不满如此的司法裁决,段宜康随后向监委高涌诚、蔡崇义陈请,监委调查后,认为侦办此案的检察官,“未论断协会秘书长伪造印章、印文及署押,又漏未论断侵占及盗用公印文等犯罪事实”,以“认事用法上有明显重大违误”为由做出弹劾提案。

弹劾是否合理?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对弹劾标准的质疑,多少反映了此弹劾案恐欠缺正当性,且明显有针对性。黄国昌称这是“奇特的弹劾标准”,并指出“对于印章是否应没收,容有争议”,但如果这样就构成弹劾事由,为何唯独只针对该名检察官,而忽略上百人次的高等法院法官也曾犯过同样的错误。

也因而此番监委针对民进党立委指控弊案未能成立,反而向侦办弊案的检察官提出监委调查,最后监委更接受立委陈请向相关检察官提出弹劾,此番结果难免让事件蒙上“政治清算”阴影。

然而参与此次弹劾案的监委陈师孟对于外界的政治力干预指控则反驳,“这些跳出来说监察权侵入他们红线、核心的司法官都是不学无术”,“完全不知道宪法,或任何法律有哪一条说监察权不能够侵犯司法的审判核心”。

陈师孟质疑,如果监察院完全不能够去介入司法的任何一个层次,监察院功能好像只是一个纠察队,只管品行,而不管判案品质?难道只有法官跟未成年少女性交、索贿等才可以来办,但司法判案有枉法裁判、 甚至滥权起诉,司法院碰都不能碰吗?陈师孟指出,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如果是司法官的普遍心理,那么将是台湾司法改革,最应该改掉的错误思想。因此对于干预司法独立的质疑,陈师孟才会表示,“光靠一个权力自律是不够的,一定要有他律、有别的权力制衡,才不会犯错”。

陈师孟的说法,衍伸来看确实点出了台湾司法改革要思索、直面的课题,即司法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司法工作者就能遗世而独立,不必免于受到任何机制的监督和制约。举例而言,民间司改团体所倡议的《法官法》修法,在如何增加人民在司法审判的参与和监督,以及在强化淘汰不适任法官检察官的种种制度设计,就涉及这个层次的讨论。

但回头来看,本次监委弹劾检察官的作法,内含的针对性与政治性过高,也同样难以取信于民,获得支持。这一来一往接再再显示,不仅是司法审判过程需要受到监督检视,监委弹劾行为也同样有接受检验的需求。

司法人员是否能公正进行侦查、审判,以及不适任的法官检察官如何淘汰,确实是人民共同关切的课题。这部分,除有赖于司法人员的“自律”,也不应忽视“他律”的重要性,但这个他律,需要的是一套“民主却不民粹”的制衡机制,而绝非是政治算计下的选择性“干预”,服务于当权者和意识形态。如何确保司法的独立性,但同时也让审判者亦能获得合理的监督,让司法独立和民主监督得以辨证地共生发展,或许是台湾社会在看待此不当弹劾案的问题时,能进一步思索、探讨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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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陳炯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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