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党初选制度沦众矢之的 对台湾“民主深化”的一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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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名综艺节目《超级变变变》,以迅速多元的面貌展现表演者的才华,自1979年开播至今从未中断,曾风靡台湾、香港与大陆。在节目中,厉害的表演者往往能在非常短暂的时间之内,将舞台场景做出南辕北辙的变化,这与台湾目前国民党、民进党的初选制度发展,可谓异曲同工。

台湾总统选举,自1949年以降,经历最大的变化即在于,原本由国民大会行使的选举权,在1996年改为直选。总统直选是一个“顶层设计”,它的“下层建筑”(即各党推派候选人的制度),在20多年的发展中,各党一直没有确立,往往是依照每一次选举的情况,恣意变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包含1999年民进党初选,以“陈水扁条款”为陈水扁解套,同年不满国民党内初选的宋楚瑜,也脱党参选;2015年国民党初选,通过民调门坎的洪秀柱,竟又遭到该党临时全代会废止提名,种下“换柱”争议。

台湾的总统选举,原先系由国民大会行使,但1996年起改为由人民直选,图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会议进行画面(图源:LIFE生活杂志)

今(2019)年又逢“初选年”,台湾两个主要政党浮现的问题,丝毫不亚于以往历次选举,各党候选人纷纷大吐苦水,认为制度不公者大有人在,国民党王金平甚至以“奇奇怪怪的”形容,并且退出初选表达抗议。为什么一向自诩为“亚洲民主灯塔”、“完成二度政党轮替”、“民主巩固”、“民主深化”的台湾,竟会遭逢如此混乱的初选场面,且不分各党皆难以幸免?

其实问题还是在于,台湾从没有建立起政党内部“可持续的”初选规则。这个规则,乃是包含“一束”制度,从党中央公告时间、初选时程、民调抽样方法(手机、家电、抽样人数)、民调比例(对比、互比)、党员投票等这些基本的“技术性制度”,再到规则变动的权力何在、需经什么门坎方能变动等“程序性制度”,都没有可循、可被广泛接受的制度存在。更重要的是,“裁判”兼任“球员”,有什么制度能够防弊?上述问题,目前台湾各党都没有清晰的规范。

2019年初选,上述问题“一个都没少”、全数浮现。

国民党方面,自2018年底开始,党内就有呼声,希望尽快举行初选,该党主席吴敦义却以“不急,慢慢来”的态度应对,面对媒体询问时,将初选时程一再延宕,从4月启动、到5月、再到现在都已6月中旬,仍只停留在登记,尽管当初宣称必须依照中选会公布是否总统立委合并选举再决定,却在公告同日选举后,继续延迟初选;同时为了让韩国瑜参与,也抛出“特邀”、“征召式初选”的新奇想法;党主席吴敦义面对各界质疑“球员兼裁判”,直到4月10日才表态不参选;此外还有民调内容、方法、党员投票等诸多争议与拉扯,国民党内各候选人,包含韩国瑜,全无例外地,都对初选制度有所抨击。

  • 国民党的初选规则一再改变,遭制诸多批评,在与该党5人小组会见后,王金平宣布不参加“奇奇怪怪”的初选(图源:王金平办公室提供)
  • 民进党初选也拖了近2个月,直到6月8日才举行电视政见发表会(图源:民进党提供)

民进党方面,规则变化更是明显。原本预想只有现任总统蔡英文“一人登记”的局势,因为3月18日赖清德宣布参选并到党中央领表而骤变,该党急忙组织“5人协调小组”,3月底民进党召开中执会决定,协调时限、政见发表会都延后,民调时间则从4月10至12日延到4月15日至17日,再延至6月10日至14日,该党中执会公告总统候选人提名名单亦从4月17日一路顺延到6月19日。未料,初选协调极不顺畅、初选更是迟无下文,赖清德多次对初选不公表达意见,但是党主席卓荣泰,却也未能扭转规则的变动,原定4月10号即应举行的民调,拖了2个月才开始做,明显对选情劣势的执政者有利;更夸张的是,该党初选5人协调小组成员,竟有3人在初选民调前夕,公开支持蔡英文连任,很难不让人想象,初选协调小组是否在时程延后上,扮演什么角色,这恐是另种球员兼裁判的问题。

台湾国、民两党的初选,经20余年、6届总统直选的淬炼,却仍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导致令台人自豪的“民主深化”,在初选的争夺战中看起来显得相当尴尬;各候选人也因为无所适从,而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为自己塑造一定的支持、当中甚至使出许多不那么光彩的手段。这对所谓的“台湾民主”,不啻是极大的讽刺,如果说,“民主深化”还有哪些真空的话,各党首先就应该在初选制度下足功夫、建立具公信力、经得起检验的程序与内容,才不会总是沦为批评者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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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林嘉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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