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亡国感”遇上“反修例” 台湾从香港看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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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感,谐音“芒果干”,这是台湾青年世代新兴的网路流行语。兴起的脉络,可以追溯到去(2018)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胜,一直到此前国民党民调一度“冒尖”,当然,也包括了“韩流”(韩国瑜现象)的出现,让经历过太阳花运动,对两岸关系特别敏感,且不乏特定意识形态的台湾年轻人,对于现实感到无力、挫折与焦虑。

高雄市长韩国瑜的“韩流”现象令许多台湾青年费解,也成为“亡国感”揶揄的对象之一(图源:中央社)

特别是香港反修例示威,在6月急速升级之后,看在自认为不断受到北京统一进逼的台湾青年眼中,更是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产生“同病相怜”的亲近感,油然产生心理上的悲愤感,“撑香港”的潜台词,就是希望港台共同对抗中共的“进逼”。一个亲绿的网路平台,就发表了长篇文章,鼓励台湾青年用“反抗”这个“真实的挫折”去取代“亡国感”,以免台湾也走上香港“反送中”这条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当地时间623日台北举办的“反红色渗透”集会,激化了相当多台湾青年上街的动力。

然而,与“亡国感”处于光谱另一个极端的就是“韩流”,前者几乎视后者为无法理解、甚至不可理喻的产物,而后者也是以势不两立的态度在应对前者。老实说,两者都是同时空存在于台湾的群体,却仿佛两条平行线一般的存在。如果我们把视野在台湾抽离出来,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无论“亡国感”或是“韩流”,可以说都是被意识形态高度简化、符号化的名词,其实把这些标签撕掉,各自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并不难以理解。

“韩流”的出现,并不完全意味著韩国瑜个人的胜利,而是一种民怨的集结,在社会底层生活找不到出路,低收入找不到幸福感,或是对于执政党回应民意的傲慢态度感到高度不满的集结。而“亡国感”,特别是集中于苦闷的青年群体,在两岸或国际等外在情势剧烈变动的客观条件下,对自身发展未来的茫然,从而将问题矛盾转化、归咎到中国大陆之上,同时忧虑于“民主台湾”可能被“威权中共”所侵蚀。这种情绪“外部化”,从太阳花运动以来一直在台湾社会内部发酵,政治人物也顺势利用这股感受,在内部甄别敌我,为抵抗北京的压力充实武器弹药。

“亡国感”蔓延,让台湾民众看到香港反修例的情势时,更为感同身受,若再将地缘位置与历史因素考量进来,港台两地的亲近感是可以被理解的。不过,反修例能在香港回归超过20年之后,号召出如此庞大的群众,说明了作为动员口号的“反送中”,其实也是一个情绪宣泄且集中爆发的简化象征,中国大陆与一国两制成为极易识别的“敌人”。

香港反修例示威的事态进展,加深了台湾青年的“亡国感”,但两地的社会矛盾都被转化到中国大陆身上(多维记者:谭英瑛/摄)

但是在同仇敌忾的气愤之下,掩盖的是香港已然矛盾丛生的社会体质,自港英时期一直积累到回归之后,始终在政治精英与港府官僚“重商轻民”的治理惯性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回应。光鲜亮丽的金融大都会外衣下,阶级的固化、贫富的分化,并没有随着香港回归而有所抑制。与此同时,至今一直为人垢病的港府官僚,受到“行政吸纳政治”(金耀基语)体质的制约,技术官僚与民心所思之间的巨大鸿沟,在此次修例过程中完全曝露而出,既无法说服市民,更无法回应民意,双方的不信任感也是社会撕裂的导火线之一。

青年的焦虑、社会的矛盾、管制的缺陷,同构为香港百万人上街的叠加原因,也为外部势力的介入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间。因此,无论是“反送中”或是“真普选”,都不是香港问题的真正的解药。

同样的情况也可以检视台湾,民主制度、政党轮替在台湾早已是日常般的运作,但民怨与社会不满从来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回应,所以情绪只能被迫的蓝绿之间流转,自己支持的政党若上台就是“民主胜利”、若失利就弥漫“亡国感”。矛盾的根源被引导到政党立场与意识形态身上,政治人物永远只要回应一半的民意就好,政策立场当然也可以反反复复。而这些恶性循环,往往被“民主”的光芒所遮蔽住了,端看被什么事件给催化出来,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香港的反修例与台湾的亡国感,确实是对现实的无奈,但总要问对问题才能给对答案,如何看待“现实”就成为关键中的关键。若是仅仅期待民主甘霖,只是在寻找替罪羊,而缺乏了直面社会矛盾的勇气与实践,那么还会有下一个“反修例”,“亡国感”也会不断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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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伍逸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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