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境外敌对势力”映照出的价值碰撞与国际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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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又提到了近几年在各次白皮书中已极为少见的“境外敌对势力”一词;对比台湾近期“国安五法”与后续修法提议也罕见地特别强调了“境外敌对势力”,两岸官方在当前的内外局势演变的判断,竟有同归之感。

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提到近年来各项白皮书当中已相当罕见的用语“境外敌对势力”。(央视新闻客户端)

首先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点?早在2018年,欧美社群与土耳其媒体即针对新疆“再教育营”给予严厉的批判,2019年更是急遽升温,7月8日有22国常驻日内瓦的联合国代表联署信函给联合国高级人权事务专员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与人权理事会(UNHRC)主席塞克(Coly Seck),表达对新疆“再教育营”的深度关切、呼吁中共重视人权,旋即又有37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联署了一封肯定中共治疆成效的信件;连特朗普(Donald Trump)都在7月17日首度公开谈论新疆,表示“事情棘手”。显然,对中共而言,身为“内政”的新疆问题迅速国际化,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并非其所乐见。

台湾这边的情况是,2016年以后两岸关系不佳,到2018年下半有更加恶化的倾向。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进展与谈判不顺,美国给台湾近年少见的支持,使得包含军售、《与台湾关系法》40周年、以及多个美国国会“友台法案”的出炉,在在让蔡英文政府的“踏实外交”有了亮眼的成绩,且终于让“理念相近”论述不再是孤掌难鸣,得到国际实质的支持。自从2019年1月2日习近平发表“习五点”后,蔡英文政府第一时间公开严拒,并顺水推舟、卖力在两岸之间夯实一道“民主防护网”。简单来说,对美站队、一边倒的战略明显。

再来要探索的是,既然2019年称不上四海升平,为什么两岸都不约而同使用了“境外敌对势力”一词来应对不安定的局势?所谓“境外敌对势力”,就是意图颠覆现有政权的外部力量,这个词汇同时带有政治正确、维护正当性与道德指责的性质。中共在《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提到,“境外敌对势力与‘三股势力’沆瀣一气,杜撰历史、歪曲事实,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必将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而台湾新修订后的“国安五法”,包含《刑法》、《国家安全法》与《国家机密保护法》皆特别规定,不得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相关工作,违者重罚。

两岸虽然都使用了具有防守意味的“境外敌对势力”一词,却有不同的指涉对象,台湾说的是中共;大陆说的则是欧美、甚至土耳其。从意涵上来看,两种“境外敌对势力”的语境其实是互相碰撞的,若摆在更大的范围,这也是中西之间日益不信任的体现。

台湾立法院各党团也正在研拟中共代理人相关法案,其中不乏定位中国大陆为“境外敌对势力”的版本。(台湾立委余宛如办公室提供)

近期争议的种种目标,不论是欧美各国对中国大陆品牌中兴或华为5G产品是否造成资安疑虑的怀疑,又或者早前中共认为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等源于西方的通讯软件必须加以审查而造成它们退出中国大陆市场,都是中西双方对与彼此不能放心,因而必须加以管理的展现。光是产品都被阻挡了,更不要说政治体制的差异,让双方都垄罩在“被渗透”的担忧中。

台湾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将大陆描绘成“境外敌对势力”,不仅是以往威权时期“反共”教育的延伸,更是长期在“亲美”价值观上所做的反应,面对国际局势演变为中西冲突时,往往会不自觉以欧美角度为出发点,甚至是接受这种语境。台湾的这种“小气候”,和国际的“大气候”,其实是环环相扣。

当前急遽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部分不确定性因素就是源于近年各国流行的民粹主义风潮影响了对外国的看法或态度,朝向更趋保守的一方前进。更可怕的是,不少政客把国内施政的不佳归咎于外国,例如特朗普认为,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全是中国不公平贸易所致,这种“标签式”的指控及背后的思维,容易造成自由、开放的经济贸易与通讯交流受到阻碍,甚至是内部族群冲突,如当年印度尼西亚的“排华”运动。

而世界的进步,绝非是各国或两岸闭关自守可以达成的目标,抛下成见的合作与交流,才是避免误判甚至悲剧发生的一帖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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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林嘉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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