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压力世代”厌世背后的社会成因 说白了还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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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柯文哲在出席“自杀防治”活动时,其以台北市的自杀人口统计,指2018年自杀死亡人数中,数量最高的族群落在在人口结构中,上有父母要奉养,下有孩子要照顾者,柯文哲并将这群年龄层介于45岁至64岁的人称之为“压力世代”。

为什么这年龄层的群体容易步上“人生的不归路”?对此,柯文哲一方面从“人生观”的角度表示,因为65岁以上的人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而年轻人则是“还搞不清楚人生状况”。但另一方面柯文哲也说,“以政府的力量来解除压力世代的压力,这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显示其也认知到了这些人的“无助”,政府是有能力透过社会安全网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努力(老人长期照顾政策),来协助其免于陷入压力、无援的深渊之中。

未来假如台湾仍是缺乏完善的老年退休保障和长期照顾服务,身处低薪处境的青壮年步入中高龄后的照顾压力恐将日益严重。(VCG)

一个人为什么会走上绝路?成因或许多元且复杂,不是任何单一因素可以断言其因果关系。不过,柯文哲对于“压力世代”自杀人口上升的解读,仍是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它让自杀的探究能多少摆脱“个人心理素质低落”、“抗压性不够”的归因,而能进一步去探问,人们“厌世感”的社会成因有哪些?政府的责任在哪?

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统计,全台湾的自杀死亡人数以年龄层来看,45岁至64岁的人数确实自2011年后有逐步攀升的趋势,2011年至2018年期间,自杀死亡人数从1,251人上升至1,508人;自杀死亡率(平均每10万人口数中自杀死亡人数)则是自2011年的19.6%上升至21.4%。

假如只从“自杀死亡人数”来看,45岁至64岁者年龄层的自杀人数之所以相较其他年龄层多,可能只是因为这群体在人口年龄结构中本来就是多数。然而,如果把这样的现象置于当前的社会情境中来思维,考量青年贫穷、工资停滞、老年退休保障和公共照顾服务缺位等因素,该群体自杀上口上升的现象就格外具有意义。

随着台湾经济结构迟迟无法成功转型,经济分配日趋不公,45岁至64岁这一世代的民众,除自身可能会面临中年失业或转职的难关和困境外,也同时得兼顾子女和父母的照顾重担。比方说,当其子女因低薪、高房价而越来越难自立、成家,而政府的老年照顾公共服务尚不完备,“家”终究是人们晚年的唯一归属时,这群45岁至64岁介于老中青三代中间,“上有高堂老父母,下有赖家王老五”的“三明治世代”,他们所身负的经济和心理压力确实不容小觑。

柯文哲的“压力世代”说可能是灵机一动下的致词说法,但也的确相当贴切地点出其处境,相信也会引来不少民众的感同身受。其实,不论是“压力世代”或1977年以后出生的所谓“崩世代”,导致其“压力”或“崩解”的深层原因,都根结于台湾的经济和民生困局,而尽管世代间可能有价值观上的隔阂,但彼此身为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却是休戚与共,“没有人是局外人”。

面对近年来45岁至64岁自杀人口的上升趋势,政府在自杀防治观念上的宣导、强化固然重要。的确,“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勇敢求救并非弱者,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然而,在观念倡导外,执政者也应看见人们厌世背后的“社会成因”,并有决心的透过“政府的力量”,借社会制度的改革以及经济大环境的刺激发展,来向厌世和挫败者伸出援手,使其能重拾对生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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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陳炯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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