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警“卖命”缉凶英勇殉职的背后 “逼死人”绩效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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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北市一名警察薛定岳在骑机车追缉疑犯过程中不幸殉职,其​​未婚妻在当地时间9月9日于脸书(Facebook)向台湾总统蔡英文发出千字陈情信,提出检讨警察绩效制度、改善警用安全帽、加重违规酒驾及毒驾罚则并对伤害执法者加重刑责等三大改革建言,盼蔡英文能改革制度,成为基层警察最坚强的后盾,以慰薛姓员警的在天之灵。

面对这起牵动台湾社会情感的警员殉职事件,蔡英文火速于隔日透过脸书回应,除表示会检讨警用安全帽的安全性,并称台湾警政署已经表示,将取消“取缔酒后驾车”的绩效评比,改以多奖励的方式鼓励员警执勤。

薛姓员警移灵回老家,灵车途经其任职的警局时,其警队同仁与民众列队迎接,共同向薛姓员警呼喊,“任务结束,一路好走”(中央社)

整起员警殉职悲剧发生于8月28日,当时薛姓员警为追捕一名违反交通规则拒绝停车受检疑涉不法的王姓男子,在高速追捕过程中,不幸遭一心只想逃逸的王姓男子骑车撞击,导致翻车头部受重挫而伤重殉职。王姓男子落网后坦言自己当时为吸毒驾驶,为躲避追缉加速逃逸。

是否要“赌命”追疑犯?是许多台湾基层员警在日常执勤时所面对的难题和困境。尽管警政上级机关持续宣导注意自身执勤的安全,但在此同时,在制度上却又注重绩效,凡事只看数字,而绩效既与员警自身的人事考核、升迁及奖金挂钩,也关系到上级长官仕途,因此许多基层警员认为,只要绩效至上的问题不解决,在上级长官把绩效压力层层转嫁下,赌命抓贼的压力就难获改善。这也是为什么,即便薛姓员警的绩效优异,但其未婚妻在陈情信中的首要建言仍是“绩效制度要更改”的原因。

绩效评量的设计,原是为了激励和督促员警查缉,以减少犯罪现象,并能有个数据能反映警政单位的执行成效。但现实上,当绩效评量成为衡量执行成效的指标、行政决策的依据,以及个人表现的唯一基准时,往往就会变调且失去可能的正面意义,造成整个组织文化,只在乎数字表现,而忽视背后可能付出的风险及代价,以及手段与目的间的合宜性。

蔡英文透过脸书回覆薛姓员警侯姓未婚妻的陈情信,其表示已仔细阅读,也很感动侯姓未婚妻在悲痛的同时,还写了这封公开信,为全体警察同仁的安全陈情。对此,薛姓员警的侯姓未婚妻也于贴文下方留言,感谢蔡英文的聆听,也希望薛姓员警的离开会让不合理的制度有所改变。 (截自蔡英文脸书)

盲目追求绩效带给基层员警的压力有多大,除平时员警可能会不顾一切,搏命也要追缉疑犯外,在绩效压力层层转嫁下,更可能逼得人直接走上绝路。例如2013年就有员警因压力过大,而选择在警局停车场举枪自尽,其遗书中就写道“为求升官,视基层猪狗不如,各项专案勤务让员警疲于奔命,基层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只为求长官升迁绩效”;而在2018年也发生员警疑似因绩效压力,而在寝室用枪自戕的悲剧。

此外,为拼绩效、求升迁,造假美化数据甚至“制造犯罪”的警界丑闻更不时可见,如2019年5月就传出新北市有5个分局8名员警涉嫌“花钱买绩效”,给酬劳要求窃贼犯罪时,私下通知其再拦查逮捕,并制作不实笔录的绩效造假丑闻。

在绩效评量成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扭曲情况下,也可能使绩效原本试图促进的治安改善目的适得其反,或造成员警“选择性办案”,偏好办有绩效的案件,而不愿投入需要费时才可能破获的案件。例如有员警表示,警方为求“毒品”专案的绩效,反而可能会助长毒品泛滥,比方说为了一直有毒犯可抓,会抓小放大,不抓药头,只抓毒虫,好让他们一直有毒虫可抓;在2017年,台北市甚至有员警为了“少年持毒”和“少年吸毒”两项专案的绩效,而教唆两名少年吸食K他命。

从薛姓员警的殉职悲剧中,台湾的警政高层究竟能从中学到多少教训,仍有待社会持续检验。尽管警政署在蔡英文的指示下取消“取缔酒后驾车”的绩效评比,改以其他方式奖励执勤,但警界社群仍忧虑会否仅是“换汤不换药”?只要警员的升迁、奖励,或各分局在评量治安和员警表现的依据仍是著眼于查缉件数,在长官观念和“看数字说话”的压力依旧下,改变的幅度恐怕很有限。

总体而言,台湾警政高层或许应趁机重新全盘思量现行各种绩效制度的合理性,以及评量的目的是为什么?最起码必须先认清,绩效不该是衡量员警和治安表现的唯一指标。只有先让基层警员所承受的绩效与数字压力减轻,才可能让警员能更把心思放在维持治安与维护法治的本业,而不是纸上数字的操作,或者罔顾自身安全的卖命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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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陳炯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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