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药自杀 柯文哲竟给社会边缘人开出这荒唐处方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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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长柯文哲继日前“吃安非他命提神”的玩笑话引发非议后,近日再闹出要“社会边缘人吃安眠药自杀”的失言风波。当地时间10月17日,柯文哲在网络节目专访中谈到“社会边缘人”议题时,称台北市火灾事故很多是因为“社会边缘人”自焚,搞得大家乌烟瘴气,其话锋一转更脱口表示:“自杀拜托吃安眠药,或到河滨公园自焚”等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不只是平白“丢枪”给政敌扫射,更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面对失言,柯文哲解释,其言论初衷是想要告诉社会大众,“关怀弱势,有时候就是保护自己”的概念,因为社会边缘人若自焚,最终会造成社会安全的问题等。但柯文哲始终不愿正面坦承失言,或有怂恿吞安眠药自杀的意思,其强调“终究还是要减少自杀”,但仍指出“有些自杀方式反而造成社会不安”。至于是否担心被说缺乏同理心,柯文哲只说“算了,每天人家讲什么都可以”来回应各界的质疑。

在柯文哲闹出“劝人吞安眠药自杀”的失言风波后,台湾自杀防治和台湾精神医学会共同发表一份声明呼吁,政府官员及社会大众,对于自杀问题要多一分关怀,少一分责难揶揄,以营造温馨支持的氛围。 (洪嘉徽/多维新闻)

“阿伯”是柯文哲所欲形塑出来的一种亲民形象,也是幕僚对其的“昵称”。假如今天柯文哲当真就只是个心直口快、好发议论的路人“阿伯”,这番劝人吞安眠药自杀的言论,自然就不会被放大检视。但众所皆知,身为政治人物的柯文哲,其言行举止对于社会的高度影响力,绝对不是一个路人“阿伯”能做到的。

尽管,柯文哲所谓“关怀弱势,有时候就是保护自己”的初衷,其实别具社会启发意义,因为这让自杀问题不被简单化约为个人心理问题,而让自杀问题有机会与经济安全,甚至社会公共安全等问题结合看待。

然而,柯文哲这带有“社会学想像”的思考,最终的结论却并不是要去解决自杀背后可能的社会成因,而变相地在责难社会经济体系下的挫败者,要他们要自杀时,千万造成别人的困扰。同时,这样的说法也可能加深人们对于“社会边缘人”的刻板印象,结果不但没有达到关怀的效果,反而污名化社会弱势者。

19世纪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曾说,“医学是社会科学,而政治则是规模更大的医学”,其所要强调的是,个人的疾病与社会制度及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由医从政的柯文哲绝非没有这般“悟性”,不会不清楚在一定情况下的自杀现象,它是社会处境下的一种警讯,而政府有责任从社会制度的高度上来进行防治。

回顾几个月前的柯文哲,其在2019年8月出席台北市自杀防治宣导活动时,就对自杀问题提出了相对进步,且具有同理心的见解。柯文哲发现年龄层介于45岁至64岁的群体,他们的自杀人数有上升的趋势,并将这个现象理解为,这是由于该群体“上有老,下有小”要养的压力使然,其强调要努力藉由“政府的力量来解除压力世代的压力”。两相对照,如今柯文哲的发言,更叫人有“曾经伟大,如今堕落”之感。

假如柯文哲真要促进社会“关怀弱势”,帮助社会边缘人不因尊严被践踏,或在彷徨失依下,而可能做出有害公众的自残行为,那么其所应该思维和倡议的,就是该如何改善这些“社会边缘人”的弱势处境、提出让人重拾生命希望的政策愿景,而非轻言地开出“吞安眠药”或“到河滨公园自焚”这种荒唐“处方签”。

不论基于什么理由,或从任何角度来审视,身为台北市长,以及有望成为台湾政坛“第三势力”领导人的柯文哲,劝社会边缘人“吞安眠药自杀”,这部分毫无疑问地就是失言,而坦承失言并从中反思,绝对是柯文哲在关怀社会弱势自杀问题时必须踏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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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陳炯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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