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终于立法筑救命防火墙 却是消防员用命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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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消防员因救灾而命丧火场事故频传,自2014年以来,总计有超过20名消防员在火场中殉职,如当地时间2019年10月,台中一处违章铁皮工厂恶火,就夺走两名年轻消防员宝贵生命。为避免消防员救灾丧命悲剧一再重演,台湾立法院终于在当地时间10月29日三读通过《消防法》修正,将“退避权”、“资讯权”、“调查权”这三项被视为消防员“生命三权”的保护纳入法令规范。

许多灾祸是能够防范于未然。然而,为什么总是得要以人命为代价,才能换得改革契机?这是所有政治人物都必须有所反省的问题。 (蔡英文脸书)

这次《消防法》修法对于消防员的三大保障包括,第一,赋予消防员“退避权”来避免危险救灾,明定若灾害现场无人命危害之虞,消防员得不执行危险性救灾行动;第二、赋予消防员在处理工厂大火时,有较为充分的“资讯权”,明定工厂管理权人,有责任提供厂区化学品种类、数量和位置平面配置图及抢救必要资讯;第三、赋予基层消防员“调查权”,使其能参与重大死伤事故的调查检讨,明定当消防员发生死亡或重伤事故后,应组成“灾害事故调查会”,并提出改善建议事项。

单纯从这些已被转化为法律的简单条文,或许难看出这三项新权利对消防员的生命安全保障有何重要,但实际上这些条文的背后,其实是由一个个消防员用宝贵的生命所堆砌而成。

回顾近年来造成消防员重大伤亡的事故,这三项权利的意义则清晰可见。例如台中铁皮屋工厂大火悲剧,两名年轻消防员丧命原因,除了是政府长期对违章“农地工厂”的放任外,更包括当时火场并无民众受困,但两名消防员却仍被指派进入火场寻找起火点,最终导致殉职悲剧。试想,假如当时消防员能够有“退避权”的保障,不需执行不必要的危险救灾行动,这起悲剧就可避免。

此外,2018年夺走六名消防员生命的“敬鹏工厂”(印刷电路板大厂)大火事故,更能看到消防员需拥有“资讯权”的重要理由。该场大火夺走那么多条人命,且延烧15小时都难以扑灭的原因之一,就是工厂内充斥大量的化学物品,但消防员在救灾前,却无法充分掌握救灾现场的资讯,不清楚化学品四散何处,以及工厂的平面配置,导致救灾的难度和危险性增加,使得这场大火酿成严重的死伤。

而赋予基层消防员事故“调查权”,则可让导致救灾伤亡事故的缺失,有机会被看见,而有除错、预防的可能,使消防员的生命安危不被同一块石头给绊倒。

尽管此次《消防法》的修法,在提高消防员生命保护方面,有它进步的地方,却也有它的未竟之处,长期推动修法倡议的基层消防员就坦言,“权益被打折”。

例如《消防法》虽赋予消防员有“退避权”,但“魔鬼藏在细节”中,法令仅规定,若救灾现场无人危害之虞,“得”不执行危险性救灾,但在立法说明方面,却未定义清楚何谓“危险性救灾”,换言之,在法令规范的模糊空间下,消防员仍是有机会要冒险进入无人受困的火场救灾。

另外,《消防法》在启动“调查权”的立法说明,其实也未明确定义,消防员的“重伤标准”为何,是采用劳工职业安全的标准,或是《刑法》定义下,较为严苛的重伤标准。有基层消防员就指出如果答案为后者,那等于是在限缩基层消防员行使“调查权”的权利。

这些有可能使《消防法》修法后对消防人员保障“大打折扣”的立法漏洞,接下来能否在消防主管机关的“子法”规定上获得补强,仍有待观察。

总结来说,这次《消防法》修正,它是在一个个消防员接连命丧火场后,才终于让这搁浅于立法院许久的改革法案为民意代表们所正视。然而,法案修改并不是终点,这一道道为保护消防员生命安全而筑起的“防火墙”,能否发挥其功效,与法案的落实程度息息相关,而这才是考验的开始。

在牺牲了这么多宝贵生命后才换得《消防法》改革,再怎么说都是“迟来的正义”。在这种时候,政治人物自身或许更应有所反思的是,为什么不能早一点让该法案通过?难道所有的改革法案,都得要以人命为代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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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陳炯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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